近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邓立新、孙德鸿、王红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一案。随着庭审公开，邓立新的“老鼠仓”事件被揭露。
根据庭审相关信息，邓立新自2009年3月至案发前止，单独或伙同孙某鸿、王某一起操纵上海、北京两地的12个股票账户，先于、同期或稍晚于中邮旗下的两只基金买卖相同股票。8年时间，邓立新通过200万老鼠仓本金，34.7亿元的交易额，赚得5507万元，收益率高达26倍。
合谋细节也随之水落石出，邓立新负责提供相关交易信息，孙德鸿提供操作账户，并且约定产生的收益五五分成。
庭审中，邓立新等三人当庭认罪悔罪。但邓立新对于5507万元的非法所得的认定存在一定的疑问，表示罚金过重。
该案将择期宣判。
三人内幕交易累计成交金额51.63亿元
近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邓立新、孙德鸿、王红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一案，证实了先前市场极及其关切的“中邮基金原投资总监邓立新自传出被带走接受调查”的传闻。时隔两年，该事件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
根据开庭信息，公诉人表示，邓立新系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在金融机构从业期间，掌握了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基金、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基金的标的股票名称、数量价格、盈利预期和买卖时间节点等非公开信息，利用上述掌握的非公开信息，自2009年3月至案发前止，单独或伙同孙德鸿、王红一起操纵上海、北京两地的12个股票账户，先于、同期或稍晚于上述两只基金买卖相同股票。经有关机关统计认定，邓立新涉及成交金额34.7亿余元，非法获利5507万余元；孙德鸿涉及成交金额16.8亿余元，非法获利2927万余元。王红涉及成交金额1338万余元，非法获利1628万余元。
有书证、公安机关物证和证人证言为证，邓立新在2017年3月2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同一天被公安抓获的还有孙德鸿，而王红则是在2017年5月19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公诉书指控，邓立新作为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利用其职务便利所获得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或告知他人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该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四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邓立新对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共同合谋约定对半分红方式
随着庭审的不断深入，邓立新与孙德鸿的合谋内幕交易行为的细节也逐渐曝光。
按照两人约定，邓立新负责提供相关交易信息，孙德鸿提供操作账户，并且约定产生的收益五五分成。于是邓立新和孙德鸿各出资200万元，打到一个账户中交由孙德鸿负责进行操作。因担心同一账户交易时间太长而产生被监管的风险，在该账户操作了两三年之后，共同决定又把钱转移到其他账户继续操作。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两人掌握操纵了5个账户。邓立新在庭审中供述，对于他和孙德鸿一起控制的账户，自己也曾经有独立操作过，主要是利用出差或是在家里的时间，操作纪录不多。
案发后，经有关机关核定，双方共同交易的账户共有金额约3000万元，大部分为现金。其中，400万元为双方的初始投入，2500万元为获利金额，还有100万元是孙德宏个人资产。
截至案发，邓立新和孙德鸿还未就收益部分进行分成。按照双方约定的分成，邓立新和孙某鸿的各自获利金额应为1250万元，这部分获利金额邓立新和孙某鸿均表示认可。
认罪悔罪但对非法所得存疑
公诉书指控，邓立新作为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利用其职务便利所获得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或告知他人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该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四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检查机关并不认为邓立新具有应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避免严重后果发生的情节，也不能对其减轻处罚。
庭审中，邓立新也对非法所得的认定有疑问。他认为孙德鸿个人账户趋同交易的信息源：一些来他提供的内幕消息，一部分源于孙德鸿个人的投资交易习惯。并且邓立新对孙德鸿个人操作不知情。在法庭辩论阶段，邓立新表示，“罚金对于个人来讲定得高了。我记得非法所得是3000多万元，但是最后定的是5500万元，不知道这块证监会后来是怎么定的。”
邓立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他认为自己在认罪态度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缴违法所得，具有坦白情节。同时自己是第一次犯罪，恳请法庭从轻处罚。
最终，审判长宣布休庭，由合议庭合议后报请审判会讨论决定，再另行宣判。
作为投资界的一名老将，邓立新拥有长达25年的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历，曾先后在工商银行、华夏证券、首创证券等公司任职。在加入中邮后，曾任中邮基金交易部总经理、投资研究部投资部负责人，并在2015年成立邓立新投资工作室。自2011年5月开始，邓立新担任中邮核心成长基金经理，先后共掌管5只基金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