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疾控中心来说，新冠肺炎患者被确诊之后，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和前期配合医院抽血采样相比，后期确认感染源和追踪密切接触者才是最大的挑战。
春节以来一直奋战在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疾控前线的沈喻，最近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一位自称1月18日就发病，2月11日才到医院就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刚开始对发病过程语焉不详，且对疾控人员的调查工作有抵触情绪，导致他的感染源一度成谜。
历时4天，经历多番波折，才最终确定其感染源为从武汉回来的大女儿。该女子为无症状新冠肺炎患者，前两次核酸检测皆为“阴性”，直到第三次才得以确诊。
以下为沈喻自述：
确诊：感染源扑朔迷离
李建辉的案子是我们主动介入的。2月12日傍晚，邻区疾控中心的朋友打来电话，说接到人民医院通知，有一例来自芦淞区的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现已转至株洲市中心医院，特让我们关注一下检测结果。
虽然这位疑似患者就诊的人民医院在邻区，但按照居住地原则划分，流调的任务依然归属于芦淞区疾控中心。疫情调查宜早不宜迟，挂断电话后，我和同事立马驱车前往中心医院。
向医院的工作人员表明来意后，对方表示李建辉的采样结果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出来。我们不想白跑一趟，就待在医院一边等报告，一边调看他的就医记录：李建辉，66岁，1月18日开始咳嗽，2月8日病情加重，出现腹泻、食欲减退，2月11日前往医院就诊。
没有出现发热症状，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然而事与愿违，一个小时后，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显示“阳性”。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从出现咳嗽症状到确诊，整整25天！其间李建辉去过哪些地方，接触了多少人，有没有做好防护……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我和同事拨通了他的电话。
面对我们的询问，李建辉抵触情绪较浓，对发病过程含糊其辞。一开始否认有武汉接触史，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才透露大女儿是1月22日从武汉回来，春节期间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反复强调“女儿没有任何不适症状”，表示自己发病期间曾去过小区附近的药店和超市，但具体的时间和细节“记不清了”。
患者的“口供”是我们找到感染源的关键。从李建辉这边得不到突破，只能从他的家人那边寻找线索。
芦淞区领导高度重视，当晚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联防联控。派流调组、检验组、消毒组前往患者居住地，面对上门调查的疾控人员，李建辉的妻子宋青和大女儿李琳并不意外。据宋青回忆，在大女儿从武汉回来之前，李建辉就已经出现咳嗽症状。李琳则表示，回家以后从未出现任何不适，并与父母分餐，认真做了口罩防护。
对母女两人进行了样本采集，并将她们送往集中隔离观察点之后，我们又连夜前往李建辉的小女儿李琪家中了解情况。李琪表示，曾在除夕夜，和丈夫、儿子去父母家吃过团圆饭，回来后一家三口身体无恙。
从李琪家中出来，时间已过零点，我和同事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单位，简单收拾了一下，合衣在办公室睡下。
调查：同事在隔离病房吐了
初步的家庭走访，并未给感染源的调查带来太多突破。次日，我们流调小组4个女生兵分两路，一队前往隔离病房与李建辉面谈，另一队与公安、交警联络，收集李建辉一家的出行痕迹。
征得医院同意后，中午12点左右，两名警察跟随我和同事进入李建辉所在的隔离病房，面对我们的造访，他对发病过程和行动轨迹依然语焉不详。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因为隔离病房不能开空调，闷在防护服里的我们早已满头大汗。
李建辉的沟通态度让我有些沮丧，头晕闷热的我想结束这场没有进展的对话。但考虑到很难再进入隔离病房，同事不愿轻易放弃这次机会。来我们疾控中心之前，她曾是一名临床医生，对患者沟通极具耐心。
在跟李建辉交涉几个来回后，站在我边上的同事突然抽搐了一下，紧接着发出一声呕吐声。我以为她并没有吐出来，但事后得知，为了不浪费身上的防护服，她把吐出来的东西又生生地咽了回去。
目睹了整个沟通过程的警察看不下去了，对李建辉提出了“警告”——若蓄意隐瞒病情和行踪，查明后将负法律责任。不知道是警察的话起了效果，还是被同事的执着打动，李建辉这才将自己的行动轨迹和盘托出，除了此前提到的药店和超市，还在社区、茶馆、法院、银行、自家工厂等地方逗留过。
从医院出来，司机大哥载着我们和另一队同事汇合后打道回府。在距离单位最后一个岔路口的地方时，其中一个女同事表示“不舒服，想吐了”，车子靠边停下后，三个女同事齐刷刷跑下去，在路边“痛快地”吐了起来，画面既心酸又好笑。
比起生理上的不适，心理上的挫败更让人难受。经过一上午的奔波，我们得到的有效信息依然十分有限。因为李建辉的记忆模糊，公安部门采集到的行动轨迹也只是大致的范围，时间和地点上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筹莫展的我们只能进行地毯式的排查。当天下午，我们沿着李建辉一家的生活轨迹实地走访，从楼上邻居到社区活动点，从药店到超市，从银行到法院，从芦淞区城区到芦淞区最远的乡镇，甚至跨越到荷塘区、天元区，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最终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3人。
破案：大女儿是无症状感染者
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调查结果来看，除了大女儿，李建辉并没有接触过其他的高危人员。难道是这一家人刻意隐瞒了某些细节？我们初步判断，李琳是最有可能的传染源。但当天晚上检验报告出来后，我们的推测被打回原形，李琳的采样结果为“阴性”。
李琳解除嫌疑之后，情况变得扑朔迷离。如果李建辉的感染源不是来自家庭而是外部，追踪将会有非常大的难度。从1月18日首次出现咳嗽症状到2月12日确诊，其间所有密切接触者都超过了14天的医学观察期，且均未出现任何感染症状。
这意味着要进一步锁定李建辉的感染源，需把调查时间再往前倒退14天，也就是1月4日，横跨40天的流行病学调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做好继续开展调查的打算的同时，2月14日，我们对李琳进行了二次采样，但结果依然显示“阴性”。按照国家标准，两次检测阴性即可判定为此时没有感染病毒。陷入自我怀疑之后，流调小组对整个案子进行了复盘，排查有无疏漏的地方。
有同事提到，据药店员工反映，李建辉经常到店里购买罗汉果，像是有慢性咳嗽的病症。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实地查看了药店监控，在所有购买罗汉果的人中，找出了李建辉的购买记录。
如果李建辉其实患有慢性咳嗽，那么他所说的1月18日开始咳嗽的症状，很有可能与新冠病毒无关，他真正的发病时间或在病情加重的2月8日，那么大女儿李琳就是最可能的传染源。
面对药店员工的指认，李建辉对患有慢性咳嗽的事实坦白承认。在询问罗汉果的购买情况时，李建辉无意间透露，他曾因为大女儿身体不适在1月底买过一根体温计，“当时很担心她感冒发烧”。
李琳也承认，自己曾于年后的某日中午，在屋顶晒太阳后出现头晕症状，但持续时间不长，第二天就好了。我们再次前往药店查询监控，准确找到了李建辉购买体温计的时间：1月31日下午18点50分，与李家父女的陈述完全一致。
当我们再三与李琳确认防护情况时，她承认，在家中并没有做到严格戴口罩，只是出门的时候做了防护，而父母是不戴口罩的。至此，这桩病例的时间线基本清晰，李琳1月22日到家，1月31日出现头晕，李建辉2月8日左右发病，符合新冠肺炎流行病学特征。
我们有理由怀疑，李琳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于是申请在2月15日对她进行第三次采样检测，当天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阳性”。终于破案了！我们如释重负，经历多番波折，总算锁定了感染源。
而在李琳确诊的前一晚，还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李建辉因新冠肺炎病情恶化，引起糖尿病并发症，进入ICU抢救，最后转危为安。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李建辉，在之后的言辞中对隐瞒实情流露出几分悔意。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