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该如何更好地挖掘内需市场的潜力？中国的消费升级之路要怎么走？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又该如何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两会经济热点话题，你最关注哪一个？
近年来，受财富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城市群加速发展等因素影响，我国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消费升级”话题也引发热议。
根据我国出口、投资及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数据来看，自2008年起，居民消费对GDP的增长拉动越发明显，其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那么，我国该如何更好地挖掘内需市场的潜力？中国的消费升级之路要怎么走？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又该如何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了数位专家、业内人士，以期寻找答案。
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在分析人士看来，扩大内需不仅是当前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尽快恢复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而且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海外疫情还比较严重，对全球供应链体系及产业链体系的冲击较大，我国进出口贸易也不同程度受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应该依靠自身的力量，去修炼内功”。
付一夫称，“我国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拥有14亿人口，这是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消费升级的空间巨大，值得进一步去挖掘。”
艾媒咨询CEO张毅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全球来看，疫情目前还没有停止的迹象，预计带来的后果还会加剧，难以预测。所以对国内的企业来讲，应该要抓好国内14亿人口的这个消费大市场。
“可以说，在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全年，国内市场都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张毅指出，对于我国企业尤其是生产型、贸易型企业以及围绕着这些企业上下游的各类业态的企业来说，今明两年还是要把自己的战略位置看得更清楚一些。
张毅坦言，如果不进行调整，结合国外的经济环境看，我国外贸企业今年受挫会成为不争的事实，所以近期有很多呼吁外贸企业适当把重心放到拥有14亿人口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声音。
事实上，中国消费市场的空间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
在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看来，雀巢、恒天然等食品巨头和洲际酒店、希尔顿等酒店集团，以及像沃尔玛等零售商都纷纷扩大在华投资规模。包括商务部在表态时，也都不断重申，中国市场巨大、任何国际企业都无法忽视中国市场。
巨大内需的消费升级是中国经济的底气。那么，该如何推动消费升级，释放巨大的内需增长潜力呢？
多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随着企业渠道下沉，低线城市正在趋向品质型消费发展，这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空间所在。
付一夫指出，从消费升级的进度上看，目前一二线城市肯定要快于低线城市，整体上一二线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能够触达到的商品和服务肯定要领先于低线城市。
低线城市无论是从经济发达程度还是居民收入水平来看都落后于一二线城市，消费领域呈现出的一些特点也同样如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14亿中国人口中约有70%应该都是在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这是一个庞大的体量。”付一夫表示。
有日本学者曾把日本消费社会的演变分成四个阶段，付一夫认为，研究我国消费时也可以用来进行类比。
在第一消费社会，消费只属于精英阶层；
第二消费社会，大众均可消费，但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温饱和家庭生活的物质需求；
第三消费社会则是满足个体个性化的需求；
在第四消费社会，消费具有回归简约、去品牌化的特点。
在付一夫看来，中国一二线城市目前处于第三消费社会的中后期，重视品质和个性化体验；而低线城市整体上还在第二消费社会，以满足家庭需要为主，但可能处在第二消费社会向第三社会演变的过渡期。
“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低线城市肯定会向第三消费社会演变，这也就是消费升级的过程，其空间远超一二线城市。”付一夫如此判断。
付一夫对记者分析，从整个商业环境来看，消费者是一切商业价值的起点，企业必须要深刻地分析并理解不同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特点及变化。了解的目的是为了完善自身供应链建设，打造高效、智慧的供应链体系。
而这也是决定部分商家能否扭亏为盈的重要因素。实践经验表明，很多成本、亏损都体现在商品的流通环节。
当市场环境、战略发生转变，中国企业将换何种“打法”？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内消费市场方面看，后疫情时代的新趋势、新特点仍有待企业端进一步发掘，并针对新的需求和商业模式进行对应创新。在注重保持自身的经营稳健和财务可持续性的同时，积极拥抱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实现渠道线上化。
张毅表示，“从最近两年的调研上看，外贸企业具有五个重要特点，即生产能力强、流程规范、产品过硬、创新程度高、价格便宜。一直以来外贸企业的模式均是建立在这五个特点的基础上，大量供应国外市场。”
“这样的产品如果转到国内去销售，我认为市场是很大的。”张毅表示。
记者了解到，渠道方面，以往外贸企业供应国外市场有一个优势，即回款相对比较有保证，基本上都会先收到一大部分款项，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免去了追款的难题，信用风险也没那么大，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生产。但在如今疫情全球范围内存在的环境下，这种模式能否有效持续还有待观察。
张毅告诉记者，过往的外贸企业特别怕在国内销售，因为国内的市场相对较为复杂，渠道方面有各级经销商，还存在较多的回款周期方面的问题。
“然而这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疫情期间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张毅进一步指出，国内市场的开拓可以绕开原有的经销商渠道，采用电商的模式，目前来看很多向电商渠道拓展的产品销售得非常好，具有物美价廉的优势，并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另外，两类产品特别适合采取电商直播的方式，其中之一是转内销的外贸产品，另外一个就是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受到了全国消费者的欢迎，这两类产品具有非常大的机会和空间。
有资深产业观察人士指出，在扩大内需和消费升级的道路上，除了企业和消费者，从更宏观层面上看，离不开相关战略、政策的支持。
张毅告诉记者，我们也留意到国家在城市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逐步推进，这些都要远早于疫情的发生，包括城市群建设、夜间经济、城市CBD建设、商圈建设等方面，应该说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并且今年的力度也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弱。
“这意味着在目前的环境下，不但要加强产品的线上拓销工作，线下的体验式消费、娱乐性消费等也是接下来非常值得去期待的方向。以地方商圈经济为特点的产业发展，在下半年可能继续被推向高潮。”张毅补充道。
事实上，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在自身禀赋、人才、技术方面做到“大而全”，这个时候就要靠城市之间形成有机整体和协同发展。
对于城市群发展和消费升级之间的密切关系，付一夫指出，具体来看，和消费最直接的是居民收入，而收入和居民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一个地方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必然快速提升。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群发展起来会提高居民收入，同时产业体系商业环境都变成熟，共同助力消费升级。
应习文对记者表示，本次疫情对我国城市群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一是疫情降低人群分布密度，城镇布局将加快由单中心向多核多中心发展；二是城镇布局的均衡化将促进区域发展更加均衡，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缩小。这些因素都将促进我国由单一大城市，向更加均衡的城市群布局发展，由此催生许多消费升级。
此外，城市群催生新基建，为新消费提供可能，包括5G领域的消费，新能源汽车消费，城际轨道交通发展带来的短途旅行等。
当世界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世界，我们也不能两次步入同一条河流。
沈萌对记者分析，尽管城市化或城镇化会催生更大的消费市场群体规模，但是群体规模越大、需求差异化可能也就越大，企业要根据自身生产规模来考虑如何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
“以往外贸是执行订单，对于市场需求变化敏感度变化较低，而内需则要求企业必须充分贴近市场消费群体的需求，不断针对需求、满足需求、挖掘需求、引导需求，才可能更好地扩大内需市场。”沈萌指出。
记者注意到，也有声音表示，电商渠道一定程度加剧了商家之间的“价格战”，不利于消费升级。
对此，付一夫告诉记者，“价格战”是商家彼此之间竞争的体现。从消费者角体验度上看，电商渠道确实便利了消费者，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商家角度，根据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市场充分竞争的时候，价格肯定是要往下降的。
而当价格对于消费者没有那么有吸引力的时候，更应该拼的就是品质。“价格战”导致商家仅仅依靠价格获利有限，这个时候势必会倒逼自己提高质量、优化服务甚至打造自己的品牌。当每个商家都这么做的话，对整个市场来说就是消费升级的体验了。
换言之，当品牌已经在消费者群体中形成一种深刻认知，就没有必要参与价格战。因此，品牌的塑造至关重要。
付一夫进一步指出，尽管全球范围来看，目前我国制造实力毋庸置疑，但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仅仅有制造实力似乎会一直处于这条曲线的底端，从价值层面讲偏低，而微笑曲线的两端则一方面是技术，另一方面是品牌和服务。
“我们需要对品牌和品质进一步发力，一旦抢占了微笑曲线的上端，对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也是很有帮助的。”付一夫强调。
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有很多全球知名的品牌，这奠定了一定基础，而未来如何把本土品牌影响力向海外拓展也是一个新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