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拟调整的双重压力下，中小银行助贷模式面临新的抉择。
“原先的担保模式似乎变得难以维系。”一中小银行零售部门业务主管薛强（化名）向记者透露。
所谓担保模式，主要是助贷平台先向银行存入一笔风险准备金（约占助贷资金规模的5%-10%），再由银行“配套”一笔助贷资金放贷，若助贷业务出现坏账，银行直接从风险准备金扣款填补坏账损失。
然而，随着《暂行办法》要求银行建立统一的合作机构准入机制，且不得因引入担保增信放松对贷款质量管控，令他感受到担保模式的可持续性被打上了一个问号。
记者多方了解到，在《暂行办法》出台后，不少助贷平台正悄然将大量优质用户借款需求流量导向分润模式。所谓分润模式，即银行承担风控与放贷审核职责、助贷平台则提供获客导流、辅助风控等服务，双方按照事先约定的利润分成，对助贷业务利润进行分配，但也承担相应比例的坏账风险。
在不少助贷平台看来，此举的好处是减轻自身担保兜底压力同时，也令助贷业务操作流程符合《暂行办法》相关规定，而且，整个助贷业务规模能摆脱风险准备金“束缚”，实现快速成长。
花旗银行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在《暂行办法》实施后，分润模式有望在中国助贷业务市场占据更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一是它更有效地遵守《暂行办法》监管规定；二是它能给助贷平台“释放”更多资金，用于提升自身获客、场景化布局与辅助风控能力，带动助贷业务良性发展；三是银行也能获得更高助贷业务利润，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这个市场。
“然而，目前引入分润模式的中小银行不多。”薛强向记者坦言，究其原因，部分银行高层鉴于银行资金安全的考量，尚未允许在助贷业务开展分润模式。
在他看来，要让这些银行高层下决心试水分润模式，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即银行内部消费信贷风控模型在控制坏账率方面需要取得不错成效，尤其在疫情冲击期间依然能保持较低逾期坏账率；另一方面助贷平台必须具备完善的辅助风控体系以协助银行进一步压低坏账率同时，还得拥有丰富场景布局与强大获客导流能力，让银行能精准勾画用户画像，从而做好更精准的风险定价与风控防范措施。
担保模式赚钱“渐行渐难”
多位涉足助贷业务的银行零售部门人士向记者坦言，基于担保模式，以往多数银行助贷业务都是赚钱容易。究其原因，银行可以通过提取风险准备金填补坏账损失，一旦坏账压力增加导致风险准备金消耗殆尽，银行也能迅速叫停这项助贷业务“避险”。
与此对应的是，银行基于担保模式的助贷业务利润率普遍较低。多数情况下，银行从助贷产品提取7%-9%的贷款利息，在扣除约5.5%资金成本后，实际利润率只有1.5%-3.5%；相比而言，承担坏账损失的助贷平台则从助贷产品提取逾15%的贷款利息，利润颇丰。
“由于担保模式属于‘躺‘着赚钱，一些中小银行也愿意接受低利润率，因为在内部汇报时，它能作为银行零售业务转型的一大亮点。”薛强表示。但他发现，依靠担保模式躺着赚钱的弊端同样不少，一是有风险准备金做坏账兜底，银行在助贷业务风控审核方面显得相对宽松，对助贷平台的贷款发放审核建议基本是“来者不拒”，导致银行零售业务风控能力的提升速度变得格外缓慢；二是助贷业务规模也受到很大制约，银行内部规定助贷资金不得超过风控准备金的10-20倍，且单笔助贷业务金额上限不得超过2亿元，无形间妨碍了银行向零售业务的转型步伐。
“在《暂行办法》实施后，担保模式正渐行渐难。”他告诉记者。近期他听说个别银行助贷业务在疫情期间的实际预期坏账率增速较快（尽管有助贷机构提供风险准备金做了坏账兜底），但当地金融监管部门仍找这些银行进行约谈，告诫他们不得因引入担保增信就过度放松助贷业务信贷资产质量审核。因此他所在的银行内部正引以为鉴，讨论加大助贷业务的分润模式占比。
“事实上，从担保模式转向分润模式，也是市场趋势所逼。”多位涉足助贷业务的银行零售部门人士坦言，近期他们均注意到不少合作助贷平台都将优质借款用户向分润模式“迁徙”。究其原因，助贷平台一方面担心《暂行办法》令担保模式面临强监管，纷纷压缩相关业务规模；另一方面他们自有资金相当有限，无力再支撑担保模式下的助贷业务规模持续扩张。
记者多方了解到，甚至不少助贷平台正与中小银行沟通，希望将担保模式切换成分润模式，为此他们愿意将助贷产品16%-18%贷款利息交给银行，自己则通过获客、辅助风控等收取较低的利润分成。
薛强算了一笔账，若银行通过自身风控模型与第三方辅助风控，将坏账率控制在3%以内，扣除资金成本与风控运营成本后，助贷业务实际利润率可以达到约6%，较担保模式几乎翻了一倍，有助于银行提升零售业务利润应对疫情冲击下的潜在坏账风险。
“但是，要说服银行高层同意试水分润模式，绝非易事。”他指出。
分润模式“兴起”背后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担保模式遭遇发展瓶颈，越来越多中小银行正计划拓展分润模式。
一家城商行互联网金融业务部门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经过多年实践，他们认为自身风控体系取得不小的进步，应该能在疫情冲击与经济周期波动环境下有效压低坏账率。因此银行内部也认为引入分润模式提升助贷业务利润率的时机已经成熟，加之近期不少助贷平台都将优质客户导入分润模式，他们若再不行动，可能会错失业务发展机会。
“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阻力，是银行高层认为分润模式令银行助贷资金曝光在坏账风险下，对此心有顾虑。”他指出。这意味着说服银行高层下决心试水分润模式，依然道阻且长。
记者多方了解到，银行高层之所以顾虑重重，一是因为此前助贷业务在担保模式下“躺着赚钱”，风控模型显得相对宽松，如今突然要自负盈亏，风控模型能否扛起压低坏账率的重担，他们心里没底；二是在产品备案时，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风控与获客等环节不够完善而不予通过。
上述城商行互联网金融业务部门负责人透露，他们做了大量沟通工作，一方面在内部整理大量资料，证明自身风控模型在疫情冲击与经济周期波动环境下，能将坏账率控制在一个稳定较低区间；另一方面要求助贷平台提供详尽的辅助风控资料，包括借款人是否为家人购买足额寿险医疗险、是否按时偿还房贷、是否购买较高额度第三者责任车险等，从多个维度精准评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与还款能力。
“我们还特别看重助贷平台的场景化布局与大规模获客导流能力，因为它既能更全面精准地勾画用户画像，从而为风控模型持续优化奠定扎实基础，又能确保助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不大会被借款人用于借新还旧增加多头借贷风险。”薛强告诉记者。但他发现，最终驱动他所在的银行高层同意试水分润模式的最大因素，是后者听说一家股份制银行在试水分润模式后，通过有效风控措施压低坏账率，令助贷业务规模与业务利润率分别提升30%与100%。
“目前，鉴于银行助贷资金安全的考量，我们对采取分润模式合作的助贷平台仍采取较严的准入门槛。”他坦言。近期银行内部拟定了一份可纳入分润模式合作的助贷平台名单，基本都是具有股东上市背景、或已上市的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业头部平台，包括具有庞大消费场景的蚂蚁金服、京东、乐信等。
此外，他们还定期研究这些机构财报与市场信息，确定它们在疫情冲击期间依然将逾期坏账率保持在较低水准，才会将它们留在这份名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