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农民工转化为城镇户口，即使工资没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25日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0”上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6个百分点，即使没有提高城镇化率，但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缺口”填平，也会有巨大的潜力。
蔡昉认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内需与外需、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政策彼此统一和相互促进的格局，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动系列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新型城镇化是重要着力点之一。
蔡昉指出，近些年，我国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消费需求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最终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需求因素。这一趋势性的变化，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性，是协调性和平衡性提高的表现，有挑战更有机遇。
蔡昉谈到，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6个百分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及其预期因素导致非户籍人口的低消费倾向。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不完全城市化的堵点：永久居住地与工作地、户籍所在与常住地的不一致，加大不必要的季节性人员流动；遭遇突发事件后返乡和返城都更为困难，造成生活和工作异常，延误复产复工；许多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妨碍获得机会均等化。
“中国的城镇化率超60%，有40%的人住在农村，但是他们在居民消费中只占22%，很显然潜力最大的还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提高，这是未来拉动中国经济最大的潜力。”蔡昉认为，挖掘这个潜力，需要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同步，其中的一个途径就是新型城镇化。当前的任务就是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也是实现“双循环”的根本途径。
蔡昉分析称，城镇化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越是完全的城镇化，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越有利于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产业兴旺，避免出现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的现场。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市民化，“就地变更户籍身份”既解决不了农民工落户问题，且潜力已经逐渐用尽，应该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推手，尽快消除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缺口”。
蔡昉还指出，户籍制度改革阻点是改革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地方政府支付改革成本，却不能获得全部改革收益，因而产生改革激励不相容。他认为，打破困局的关键是作出明确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