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全球金融经济格局如何？未来全球货币发展方向如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突破点在哪？12月13日，在主题为“改革与开放：双循环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2020上海金融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纽约大学艾伦·格林斯潘经济学教授、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原行长Mervyn King，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杰出金融学教授、印度央行原行长Raghuram Rajan等国内外重磅嘉宾对上述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周小川：IT发展促进跨境支付便利化 互联互通或有新操作方案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线出席2020上海金融论坛并发表主题为“IT发展促进智慧体系现代化和跨境支付的便利化”的主旨演讲。在他看来，科技发展给很多业务模式带来了新机遇和挑战，如果通讯和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支付会更加便利化，特别是跨境支付。
“在交易的时刻，需要干两件事，一是获取一定的信息，二是做数据处理，过去由于通信设施和计算能力的限制，信息获取和数据处理都有限。”周小川举例称，比如，跨境消费，需事先换好外汇，且需承担汇率风险，限额以及用途等也需要提前获悉，而随着通讯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以及数据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很多工作在交易瞬间就可完成，比如汇率实时获取、商品代码可知道是否符合外汇使用政策等。
周小川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自由使用，如果愿意可以在贸易投资等方面应用，“际收支平衡的原因会影响国家在外汇体制方面的选择，要尽量避免取代别国的货币主权，导致别国的货币政策、外汇政策不再生效。”
在避免影响到别国货币政策、外汇政策的基础上，周小川表示，在零售交易的瞬间实现兑换以及对实现兑换条件的审核，可以给互联互通带来新的操作可能性方案。
对于未来全球货币发展方向的问题，周小川认为，目前不见得能看得准，“如果将来真有一种世界货币出现，技术的适应能力应该不成问题，而且很多方案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可以及时调整，以适合未来全球金融格局变化的需要。”
周小川表示，如果利用交易瞬间所具有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的能力，不仅可在支付系统现代化和跨境支付便利化方面做很多工作，而且可以向前承接，向后也有很好的适应性，“ 这种做法体现了以账户为基础，双层银行体系服务的长处和好处。”
Mervyn King：上海能否成为主要区域金融中心取决于资本管制能否放松
纽约大学艾伦·格林斯潘经济学教授、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原行长Mervyn King（默文·金恩）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疫情情况，他认为疫情防控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并对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英国脱欧等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疫情后经济走向方面，Mervyn King将目前世界经济遇到的困难和十几年前的金融危机作了比较。他认为，十年前，在金融危机高峰时期，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给金融行业提供支持，从而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中的产业和家庭，“目前倒过来了，市场被迫直接支持企业以防止破产，如果没有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很多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会麻烦缠身。”
Mervyn King认为，疫情防控措施取消后，消费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企业需要时间了解市场对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变化，一些资源重新分配是必然的，“目前并不知道资源转移的规模，但政府不应该提供太长时间的支持而阻碍这一进程，也不应该过早取消支持使得有发展前景的企业破产。”
Mervyn King指出，僵尸公司数目在增加，有些公司在过去十年享受了低利率的支持僵而不死，有些公司则是因为疫情造成今年大多数时间无法正常运转，“未来几年的重大挑战将是如何管理好债务重组，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上的亏损预计会加剧。”
在谈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时, Mervyn King认为，上海有很好的定位，但要想吸引海外的兴趣，中国监管部门一方面需要避免过分的复杂性，另一方面需要进行充分地谨慎监管，以保证金融机构的安全运行 ，“中国科创板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接下来几十年中，中国的储蓄将会主要支持中国的投资。未来上海能否成为一个主要的区域金融中心，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放松资本管制。” Mervyn King表示，“此外，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和最近新冠疫情都告诉我们复原力的重要性，一个成功的金融体系不仅需要高效而且需要复原力，要能够在未来的冲击面前尽快恢复。”
Mervyn King同时表示，英国脱欧对英国经济产生的长远影响不大，“英国脱欧会创造机会加强英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尤其是和中国的关系，其中，在金融领域，未来十年伦敦和上海可能会走得更近。”
Raghuram Rajan：美国经济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杰出金融学教授、印度央行原行长Raghuram Rajan（拉古拉姆·拉詹）在论坛上表示，当前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进一步封锁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尽管政府一方面保持企业正常运营，一面让人们减少移动，但是经济活动还是受到了一些干扰，“美国明年第一季度可能会是增长很低、甚至是负增长的一个季度。大量储蓄有待释放，今年的可支配收入非常高，因为政府的转移支付将一步步成为开支,因此，无需担心总需求，关键是让经济重回正轨。”
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是否过高？Raghuram Rajan表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接近二战后水平，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利息支付或者说利息支付占GDP的比率非常低，事实上，即使债务上升，利息还在下降， “这意味着政府确实有一些开支的余地，意味着本来应该居高不下的债务占GDP的水平因为低利率水平仅是略微升高了一些。”
在美国会看到更多的私人部门陷入困境吗？Raghuram Rajan指出，今年美国企业的破产申请已经是去年的两倍，但是美国小企业的破产申请却有所下降，这是因为这些企业获得了一些基本保护，比如暂停付款，但是可能在年底，付款开始恢复，监管宽容消失，小公司不得不寻找出路，届时可能会看到破产申请增加。
“由于政府对企业和家庭都给予了巨大支持，目前很难知道企业和家庭真正的受伤程度。” Raghuram Rajan表示，随着经济复苏，可能是伤痕出现的最好时机，此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实体经济的伤痕是否会蔓延到金融部门，因为对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而言，金融部门的崩溃加上疫情给实体经济带来的问题将真正是雪上加霜。
在Raghuram Rajan看来，为了获得可持续的增长，美国必须把重点放在提升低收入人群的能力上，此外，美国的增长来源之一是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当然，摆脱疫情的中国正在经历强劲增长，但是，许多其他新兴市场，像拉美、南亚，如印度一样，增长速度会大大放缓，疫情后增长也会更慢，这些国家也是伤痕累累、负债重重。全球化、去全球化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Raghuram Rajan表示，由于利率水平较低，影响股价的贴现值，因此美国股市可以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未来必须小心股市泡沫给市场造成更大的脆弱性和破坏。”
即便疫苗上市暗示着即将步入疫情后的世界。但Raghuram Rajan表示，奔向隧道尽头的旅程上仍然充满了重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疫苗推出的速度和过程，“此前，货币政策更有可能倾向于宽松，财政政策更倾向于支持，但金融风险可能会在政策逆转的时候增大，所以美国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王江：上海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家论坛名誉主席王江的演讲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是金融市场的建设、金融市场应该作为基础设施来建设等话题展开。
他表示，金融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定价的中心平台，为指导实体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决策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过去10多年，上海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中心。”
王江认为，将金融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流动性和定价功能，正因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核心作用，要坚持“以健全的市场功能作为唯一建设目标”。
对于市场建设方面，王江认为，中国有些市场结构非常小，总体看发展并不平衡，比如短期货币市场、国债、公司债、证券化资产及衍生品中，货币市场、国债等已有相当的规模，而证券化资产和衍生品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市场的质量和效率还有很多值得提升的地方。他表示，目前一些市场面临着限制和扭曲，比如国债市场和信用债市场，总体原则是在控制好系统风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市场的市场机制，取消不必要的分割制约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相对稳定、有足够信誉、真正国际化的市场。
第三方面是开放。王江表示，开放应双管齐下，一是目前已有的在岸市场全面开放，首先内部开放，然后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国际资本和机构；二是打造全球最高水平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即有一个在岸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这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而要建立离岸人民币市场，要有高度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法律、监管、风控和税收体系作为支撑，否则只是纸上谈兵。
第四方面是推动创新。他认为，应积极地从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来开拓市场、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包括科创板的完善、资产证券化体系的建立、衍生品场外市场的发展、财富和资产管理业务的现代化等。值得一提的是，应以金融科技和大数据为杠杆，形成后发优势，包括利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来提高现有市场产品和服务的覆盖深度和效益，开拓新的市场产品客户以及直接对接市场与个人和中小企业，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