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期待开两会。”全国两会召开时间确定后，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在微信朋友圈如是说。
谢卫平日非常低调，但作为基金行业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过去12年的两会期间，他从不吝惜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有价值的提案。他的提案往往是有前瞻性的，今年的两份提案也不例外。
一份是关于金融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他认为，近期司法实践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呈现出“重保护、弱教育、轻分类”的现象，司法裁判向全赔/全不赔两极分化转变，中间的界定，需要金融机构来自证对投资者已经尽到了完全的义务，实践中存在难度；全赔/全不赔的判决趋势，也给了投资者全赔的不合理预期，与禁止承诺收益的方向冲突，也会导致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另一份提案则建议充分发挥公募基金作用，提升年金基金投资增值能力。他建议适当提升年金基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例如比照全国社保基金，将权益资产投资上限适当提升至40%；还建议准入更多公募基金参与年金基金投资，建议放开年金基金个人投资选择权，允许参与者根据自身的年龄、风险偏好等因素自主选择投资产品。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谢卫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详细阐述了提案的背景和内容，并回答了关于基金业乃至大资管行业的多个热点话题。
金融纠纷裁判两极化
给了投资者全赔预期
“近些年金融纠纷案件增多。特别是自从P2P以来，金融纠纷大增，包括理财产品纠纷，最近几年占到了最高院每年案件的约10%。”谢卫首先介绍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提案的背景情况。
2019年11月，最高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提出，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服务后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遭受损失的应予全赔；以及卖方机构能够举证证明根据金融消费者的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金融消费者作出自主决定的，卖方机构全不赔。
“可以看到，司法裁判标准显著转向‘全赔/全不赔’标准。这个纪要虽然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可以作为案件审判的参考。”谢卫表示，如果一旦投资者亏损了，就要机构去自证销售过程尽到义务了，会产生不利影响。第一，金融的效率会大大降低；第二，不利于净值化管理和打破刚兑，因为可能给了投资者投资损失可全额赔付的不当预期。
关于如何完善销售适当性管理方面，谢卫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要平衡维护金融安全稳定与鼓励金融交易的关系，妥善处理“稳”和“进”的关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实现金融稳定发展。
其次，要统一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者适当性操作标准。建议加快研究和确立适用于各类金融产品的适当性标准。部分金融机构的评估方式在司法案件中甚至不被法院所采纳，成为金融机构开展销售适当性工作的不确定之处。因此，需加强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尊重行业发展客观规律，促进金融监管与司法审判的有效衔接。
最后，明确发展方向，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建议将投资者教育提升到国家金融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投资者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二是建议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例如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科学设计投资者教育内容，合理定位不同教育主体角色分工，促进投资者群体素质的整体提升。
基金公司要回归初心
做权益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在基金业中，如今的产品格局正在变化，权益类基金得到倡导，货币基金则受到限制、规模开始萎缩。您怎么看这一趋势？
谢卫：发展权益基金，收缩货币基金，这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货币基金过去爆发式的发展，源自较高的收益，这违背了货币基金本身的属性。货币基金本身是流动型产品，是提供流动性便利的，特点是可以随时赎回，但收益不高。只不过，我们行业在一个阶段里，货币基金成为收益型产品。在高收益的背后，有基金同业不惜铤而走险，拉长久期、做大杠杆、埋下风险、违背初心。所以尽管货币基金过去这几年做大了规模，但不能“以大为美”。
现在要回归初心。基金公司就是要做主动投资，在权益市场上打拼，这个初心应该是我们要去坚守的。
可能每家公司在主动管理上投资策略有所不同，但主动管理是每家基金公司追求的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每家公司怎么走、能走多远，取决于很多方面，包括公司坚守、文化、人才队伍、投资理念、价值观等等。
投顾是实现投资者
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证券时报记者：2019年10月底，公募基金投顾业务试点正式开启，对行业是一件大事。您如何看投顾的意义？
谢卫：基金公司的发展以什么为核心？我认为，基金公司就要以投资者赚钱为核心、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核心，投顾就是由我们为投资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过去基金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很多公司都说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但不一定是这么做的。公募行业过去经常被诟病，基金公司赚钱，投资者或基民不赚钱。这就暴露出有些基金公司是以股东利益或者管理团队、员工利益为最大化，而非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投顾业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只有基民赚钱了，基金公司才能取得一定的回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理念，是对基金公司过去理念的纠偏，我们非常拥护。只有为老百姓赚到钱，基金行业才能受人尊敬。
从基金公司角度，做投顾业务，要做好两种准备。第一，解决好公司文化的问题，确立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理念，要为投资者赚钱，不能是打着投顾的旗号去圈资金；第二，要准备好产品，要提供投资者真正喜欢的产品、体验好的产品，不能是业绩忽上忽下的产品。要通过投资管理能力，持续为投资者赚钱。
基金公司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为投资人赚钱，对社会的首要职责就是通过深度研究、实现超额收益，为投资人赚钱。
财富管理市场需要多元化
老百姓认可是关键
证券时报记者：国内的财富管理市场广阔，参与的金融业态也很多元，您认为各类资管业态之间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会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
谢卫：我们当然不希望财富管理只有一种形态，也不希望大家都把“鸡蛋”放在权益这一个篮子里。
财富管理应该是多层次的，只有相对分散、共同存在，彼此之间各有优势、互为补充，这才是财富管理的良性业态，对于投资者而言可以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中寻找好的产品。
净值化管理是资管行业的大势所趋，各类资管机构在净值化道路上，去寻找到与自身管理能力相匹配的投资人群。另一方面，每个投资者都有机会购买银行理财，选择好的信托产品，或是购买公募基金，构建投资组合，这样的组合安全性、稳定性也相对更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募基金行业整体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但当下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公募基金行业整体的发展速度会相对较快。同时，我们作为从业者也要谨慎地看待这一趋势，就是自身的管理能力能否与之匹配。
证券时报记者：近两年，随着对外开放提速，更多国际资管巨头进入公募市场和资管市场。您怎么看待外资在内地的发展？是狼来了吗，还是可能也会水土不服？他们入场会带来什么？
谢卫：我把外资当做普通的竞争者。
首先，外资进入可能会丰富我们的投资策略。因为他们的确在一些投资策略方面，特别在量化，比我们做得更好。国内公募总体上还是在单一策略上精耕细作，在金融科技、多元资产协作上，相对比较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欢迎外资的，因为有更多的产品策略提供，可以互相有借鉴。
未来，我们的产品会更丰富，行业能为老百姓提供多元化的选择，这是符合趋势的。因为中国老百姓的确需要有更多的产品来选择。
同时，不管是外资还是内资，独资还是合资，能不能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一个他们能接受的产品，这是关键。水土服不服，都要看这个终极目标。不管是谁，都不能通吃一个市场，关键是看在他的领域能不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可。
所以对我们行业主体来说，还是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特色、做出业绩、做出可持续性，这样你就能获得老百姓的青睐。
对主动管理能力的追求
矢志不渝
证券时报记者：近年来交银施罗德非货币基金排名在行业上升很快，特别是权益产品中长期业绩排名名列前茅，3年期、5年期、7年期产品都有业绩优异的代表，明星基金经理人才辈出。公司内部在投研体系的搭建和文化建设方面有何经验可供分享？
谢卫：首先还是公司的价值观，持有人利益最大化——这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主动管理能力矢志不渝地追求是我们的目标。围绕这些，形成几个鲜明的标签：深度研究、不从众、坚守能力圈、赚慢钱、自我驱动。
深度研究是交银施罗德的生命线。交银施罗德的投资，很少靠博弈赚钱，我们赚研究的钱，将一只股票从黑马研究到白马，我们要赚这种辛苦钱。基于此赚慢钱、赚长久的钱，是公司认可的文化。
在人才选拔和考评上，公司内部有着完全公开、透明、公正的制度，以及非常严格的执行标准。通过严格的竞争标准、内部激烈地比拼，研究员被整个团队认可之后，才能晋升基金经理。
投研团队以自主培养为主，过去5年几乎没有从外部招聘的基金经理，我们坚持投研文化的不断沉淀，现有的投研团队梯队建设也让我非常踏实、安心。
对于基金经理的评价，我们看长期，不能单看业绩数字，看的是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看他的钱是怎么赚的。我们非常注重归因分析，收益是不是一个个阿尔法累积起来的，这才是我们看中的。我们不会为了短期业绩让基金经理去博弈，投研和销售的理念保持完全一致。市场一调整，就能看出各家公司的差异，我们的产品回撤控制能力很强。
公司内部还讲究持之以恒。一些年轻的基金经理，可以先从小规模的基金管起，他逐步扩大能力以后，驾驭资金的能力更强了，再扩大规模。
同时，公司的管理规模和业绩始终保持着平衡和匹配。所以慢慢的，公司在银行系乃至全行业里，权益产品就脱颖而出了。
公募基金最大的价值和社会责任是为持有人创造回报，业绩好是好事，同时还要让更多的持有人分享收益。公募基金行业很特别、也很崇高，优秀的基金经理可以让更多人分享到财富的增值，这是公募行业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