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曹晨
天津国企混改引资潮涌；天津之外，多地国企却在面临一些新现象。
2018年开始，面临部分民营上市公司的流动性危机和高比例股权质押，不少地方国资开启了纾困大潮。有人在纾困中久旱逢甘霖，有人在期待中相遇相知，有人在迷惘中灯火下楼台。
通过两年多的时间证明，部分原来国资收购的上市公司正在出现消化不良，不仅没有实现资产增值，反而拖累了国资运营。不仅出现北京国资收购金一文化、三聚环保等资产后尚未取得明显整合效应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四川国资收购ST网力后被立案调查等爆雷事件。这提升了进一步推进地方国企改革的迫切性。
更大的迫切性在于以“北中国”为代表部分省市的经济承压。从2020年前三季度经济总量排名来看，前十城市中只有北京坚挺，其余北方城市经济近乎失守，被市场解读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同时也有市场人士认为，除北京外的北部城市或都在遭遇“东北化”难题。
无论从国企数量还是规模来看，北方地区都堪称重镇。Wind统计显示，目前实控人为山西国资委或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A股公司接近10家，实控人为山东省国资委、山东省人民政府或者集体企业的A股公司家数更是超过30家（不包括青岛），而被北京虹吸最为明显的河北省国资委旗下A股公司家数也达9家。
那么“天津范式”能否在这些地方进行复制呢？业内普遍给出的是肯定答案。国研智库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苏培科明确表示，这种模式对于不少地方都有借鉴意义。“从其他多地实践来看，混改虽然提出多年，但整体效果难言理想，原因之一就在于很多地方不敢迈出实质性的大步子。比如，不少地方希望引入外部市场化股东作为主要股东，但在实操中却要始终还是保持国有控股，于是改革就变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混合，与央企混合，变成了‘拼盘式混改’。从天津范式来看，只要地方决策机制到位，核心着眼点放在真正提高地方国企效率和质量，就会有助于压舱石的夯实和经济深蹲后的起跳。”
光大银行金融分析师周茂华也认可天津模式的可复制性。但是他提醒说，地方不宜把混改目标指向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解决地方财政问题。
“战略投资者市场化投入，是出于标的前景而定的，把资产盘活，提高企业效率和竞争力，绝非指向财政增收。”周茂华分析说，近年来部分地方财政吃紧、城投主体违约风险加大，尤其在永煤、华晨等3A评级主体违约之后，一些地区的国企城投融资遭遇冰冻，再高成本也难以融资。不过，对于地方财政而言，国企改革远水解不了近渴。通过国企混改以求增加地方财政的导向，是非常危险的。
苏培科说，从多地改革经验和教训来看，要坐实混改，还需要机制变革。“国企改革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比如将目前国企央企的国有股转化成优先股，让‘红顶子’干部退出企业的经营决策层，国有股东享受优先股的权利而不参与公司治理，这才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革命之举。”
“从实践来看，国有控股也未必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关键看怎么运作。”苏培科举例说，香港地铁公司虽然政府高度控股，但港铁公司的经营运作却成了全球地下铁路唯一盈利的范本，企业经营管理层与政府大股东和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处理的很好，企业经营的效益和半径并没有因政府控股而受到影响。因此，苏培科认为，应该充分发挥优先股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为制约国有股一股独大和中国国企改革提供有益的制度设计。
天津国资人士王灿指出，“天津范式”也还有值得优化的地方。“例如，需要制定更为清晰的企业混改后发展战略；尊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提升国有企业混改的效率；对标北京、深圳及国际营商环境，通过提升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混改最核心的还是意识问题。虽然不少北方地区口号上重视混改，但是灵魂深处还没有转化。”苏培科分析说，招商引资并不是拉过来就行，首先要判断企业真正想要什么，解决企业所需所想。营商环境的构建一定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适配企业的落地、生根、发芽到成为大企业整个周期，而不应该是地方官员首先考虑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从近些年经济发展实践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多地都完成了摸着石头过河，而北方不少城市依然在找寻‘石头’。无论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营商环境构建来看，北方或许更多需要向南方学习。”苏培科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