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放权让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个阶段的改革之后，进入新历史时期的国企改革，其目标指向是对标竞争性市场体系的要求，打造具备合理股权结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且真正适应市场化与全球资源配置竞争的企业集群。
正全力迈向市场化的国企，近日又迎来了三大改革政策的出台。
先是11月8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混改操作指引，要求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与非公资本合作、推动混改企业转变运营机制等方面，消除了以往混改实践中的不少“模糊地带”，明确规范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操作流程，为央企混改提供了系统性操作指南。继而在11月11日，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强化正向激励改革导向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新规。紧接着，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在11月12日举行第三次会议，要求结合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抓紧研究制定国有企业改革3年行动方案。据报，正在制定的行动方案，将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国资国企监管、增强研发创新能力、强化财务硬约束、削减和规范补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回报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制定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指标，争取收获决定性成果。
国企改革被广泛视为全世界经济改革领域最为复杂的命题之一，而作为拥有全球最大国资体系的经济体，我国的探索与实践最为专注，成绩也最为显著。在《财富》杂志2019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由中国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有48家，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国电网分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的第二、第四和第五。2018年，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9.1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实现利润总额1.7万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同比增长16.7%；实现净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100.1亿元，同比增长17.6%。
在经过“放权让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个阶段的改革之后，进入新历史时期的国企改革，其目标指向是打造具备合理股权结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且真正适应市场化与全球资源配置竞争的企业集群。无论是各地的试点方案还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以及正在研拟的3年行动方案，所有关于国企改革的探索，其目标指向都是：国企如何在国内外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乃至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确立自身的行为边界，增强核心竞争能力？而求解这个命题，唯有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并在股权结构、治理框架、企业文化、战略运营及人才建设等方面着手相应的改革，并与国际商业规则有效对接，使其不仅能够与美欧与日韩等跨国企业竞争，而且还能在全球化运营中萃取出具有国际普适性的中国企业治理模式，即有效的公司治理。
谁都清楚，良好的制度设计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基础，关于企业的本质，迄今仍在探讨之中。有市场经验的人都知道，创始企业家，从管理10亿元的资产到管理100亿元的资产就有点吃力了；而要管理500亿元乃至上千亿元级别的资产，就只能求助于更现代的制度设计了。现代公司治理的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于1975年提出，在此之前，伯利、米恩斯，詹森、梅克林以及科斯等都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创立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随着企业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金融经济学的发展，公司治理不仅取得了理论上的不断突破，而且成为现代企业存续的关键要素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与国企改革与发展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经济学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关于上述问题的求索，不仅将丰富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视角，更有可能改变既有主流经济学与现代管理学的一般结论。30年前，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地位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欧洲，但在30年后的今天，包括国企在内的不少中国企业已经拥有了不输于竞争对手的综合实力，并且在股权改革与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眼下正在构筑基于领先技术并整合金融服务和品牌运营的综合性竞争优势，目标是成为基业长青的伟大企业。随着中国企业对现代公司治理实践的探索，当能催生具有前瞻性与适配性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理论。
当然，全球关于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实践鲜有现成且成熟的参照系，因而改革的难度与复杂性前所未有。真实世界向来很难兑现一般的静态假定，任何一家迄今很成功的全球性企业，也不能保证其运营与管理模式能长期适应竞争形势的演变。换句话说，世上不存在唯一且最优的公司治理模式。
因此，国企改革的下一步依然需要对标竞争性市场体系的要求，确立国企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边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企业形成改革的内生活力和动力，攻克始终困扰国企的“道德风险”难题。换句话说，国企的后续改革，是要在市场规律下，催生一批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有着配套监管的、具有世界一流竞争能力的现代国企。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