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邹平座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美国加大对于中国的金融和货币冲击的可能性再结合上述“货币异变式攻击”，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必定受阻，甚至可能丧失几十年的外向型经济成果。中国国内风险仍然较大，存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人民币的价值与价格、房价与人民真实收入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三大断崖”。因此，中国必须在贸易结算、货币制度、数字货币这三个方面防患于未然，不能抱着任何侥幸心理。
邹平座表示，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水平的高低，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浪潮对于以往的宏观调控模型形成冲击，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叠加作用下，全球经济动荡不安；信息化革命产生的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产生了所谓的“信息爆炸”，对政府宏观调控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种变化改变了价值规律与经济增长规律，使传统的经济理论与模型被破坏，如果政府不能迅速调整宏观管理方式，就会使宏观调控失败，产生经济与社会危机。
他认为，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与政策执行框架，还是政府规划为主导的货币政策框架都遭遇科技革命的挑战；全球经济在年初伴随着新冠病毒、美国大选、石油谈判破裂等出现剧烈波动，不确定性如临深渊；中国经济也迷雾重重，风险加大；以美国为主的中央银行开始驱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货币神话伴随着数字货币的出现充满神秘与未知的魅力。
亟需正视“中国GDP低估”
统计显示，中国的M2/GDP这个指标明显大于其他国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中国货币超发，甚至认为中国金融效率十分低下，主张紧缩货币。这个数据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经济指标是十分重要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解与把握。
对此，邹平座认为，归结起来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GDP到底是多少？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求解准确的及时的充分的GDP数据？第三个问题是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货币政策何去何从？这一连串问题如货币金融学“歌德巴赫猜想”，是当前急需回答的问题。
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信息技术发展和科技金融的发展为我们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那就是通过市场化方法建立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充分发挥市场的信息发现功能，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立货币政策的市场化微观模型，实现货币政策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科学性；管理收入大数据、财富大数据、消费大数据、投资大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就是生产资料，这种数字资产的市场化过程，会使得宏观经济数据更加清晰完整，及时准确。
邹平座指出，中国应拓展货币的功能，使货币金融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与手段。货币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不但具有价值尺度功能，还使货币与价值尺度统一起来，货币创造过程就是价值创造过程。通胀与通缩不再发生，货币、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进入一种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
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统计局的GDP数字是准确的吗？这个问题关系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全局。对此，邹平座认为，现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GDP的真实数量，并且还存在较大误差；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和各国国情的不同，各国的GDP不可比。如果教条式套用传统货币政策模型，就会出现明显的“货币政策失灵”。所以，不能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作为唯一的决策依据，而要建立GDP大数据模型，并且实现市场化、微观化、动态化管理。
中国的GDP数量问题，对于宏观调控来讲的确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报告中首次预测，“美国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这则消息在西方各国引发争议，各国媒体纷纷发出了质疑、焦虑、感叹等不同的声音。对此邹平座认为，实际上这种算法并不科学，人民币汇率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关键在于选择商品的标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有的商品是高估，有的商品是低估。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和耐用消费品价格用PPP计算都高于国外。IMF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在硬币的另一面，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GDP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实际统计的数据被远远地低估，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重要方面。宏观管理者对于“GDP统计泄漏”问题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否则“政府失灵”将成为常态，宏观经济管理亦会如盲人摸象。
中国消费数据严重失真
邹平座认为，可以从逻辑上和实证上论述中国的GDP失真（也可以叫低估），可以从5个方面着手研究。第一，中国的经济结构十分复杂，经济的细胞以家庭为主，还存在大量的国企和央企，这种经济结构存在大量的“内部交易”。一个家庭之间的经济主体往往是不计报酬的，比如儿子为老子打工是没有收入的，农村家庭的自留地收入也是不计GDP的。国企之间的资产调拨（非上市国企）也属于内部交易。
第二，中国市场化程度低，大量的产品与服务由于产权不清没有进入交易过程，还不是商品。市场是发现价值和信息的。一个国家的GDP可统计量与其市场化程度成正比。一是中国大量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艺术品、古董等没有明确产权，除了影响其效率以外，这些无形资产大多无法交易，数量十分庞大。二是中国大量的服务产品无法形成商品，如法律服务、社会服务等。三是中国目前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如农村土地等没有明确产权，无法进行交易。
第三，中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生产资料交易主要是使用权，如土地、矿山、房地产等不动产权，这些资产必定影响商品的产出价格，也势必低于所有权资产。
第四，中国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不但使GDP被严重低估，而且还改变中国的消费率，因为公共物品大部分只统计投资而不统计消费。中国的公共物品不同于西方国家。一是庞大的政府体系及其附属机构的自身消费等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而且数量惊人。一般的政府部门都有大量的消费与服务开支，这些开支包括公务员与事业学位等所谓“体制内人员”的保险、住房、食品、交通、服务、医疗、教育，甚至养生、旅游、出国、娱乐、健身等等都是由国家开支或者是免费的。比如各个政府机关都有免费食堂，甚至有的还有幼儿园。机关工作人员到现在还是分配住房的。公务员医疗费还报销，有的单位有理发室、医院、体育场、电影院等等。二是中国的国企生产大量的产品与设施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这个量很大，每年都有几十万亿，如公路、公园、广场、水利、体育馆等。三是中国大量的服务业是由政府提供，如安全、教育、文化、法律等，商业化程度远低于市场经济国家。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中更加反映中国公共物品数量巨大。
公共物品往往只有投资没有消费统计，使得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消费不足，出台政策鼓励消费，使得近几年中国家庭负债急剧上升。其实中国的消费数据是严重失真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不花自己的工资生活。这便得无论是产出法还是收入法，中国的GDP都是严重低估，而且消费总量严重低估，消费率严重失真。
第五，中国统计制度不健全，有大量的灰色经济没有计入GDP，税收制度不能起到数据验证效果。统计误差较大，计划性强，客观性弱。用统计局的数据做经济分析难度较大，几乎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的经济成份十分复杂，据说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灰、黑、白各种颜色的经济都有。统计部门无法统计全面数据，特别是灰色收入和地下经济。
邹平座认为，全球各个国家的GDP与M2的统计都有其特殊性，在实际分析与运用中要区别对待。要准确地把握一个国家的GDP需要多种渠道进行统计，然后反复修订。税收制度严格的国家，税收增长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指标，因为收入法计量的GDP与税收的相关度非常大。但是，税收在中国与GDP的相关度较弱，因为中国的税收体制还不太健全。其他的如用电量、运输量等都可以作为参考。货币政策参考的GDP指标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出法要与收入法相互验证。二是全国统计要与地区统计相互验证。三是GDP数据要与税收等各种相关指标进行验证。四是宏观数据要与微观数据相互验证。五是政府数据要与市场数据相互验证。
货币政策与数字经济“俱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资料，参与国民经济分配。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就可以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求解科学准确及时的经济大数据，实现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及时性。邹平座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当前宏观经济数据需要创新的是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数据产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科学的、动态化的、准确及时的宏观经济大数据系统，并且把这个过程变成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
首先，我们构建多变量GDP的大数据，设计家庭（个人）、企业、政府、国外四个部门。我们把数据权分配到各个部门，用收入法和支出法分别求解GDP。在收入端我们用劳动收入、利润收入、税收收入、外汇净收入来表示，支出端用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和海外支出来表示。每个人的价值作为价值函数的基础变量，社会总价值等于所有人的价值总和，并且构成各种价值函数。
其次，对大数据模型进行单变量分解，建立大数据的市场主体与交易结构。对每个人的大数据进行托管与确权，使得相关数据成为各主体的资产，建立资产负债表，并且生存统计表。为了使得模型变得简单而实用，我们把个人作为唯一主体变量，从而计量每个人的价值，托管每个人的收入与支出，更加容易求解GDP总量。这样，模型只要能求解每个人的价值，在支出方求解每个人的投资与消费，在收入方求解每个人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就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并且实现与数字货币的对接，与货币政策统一起来。
再次，以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函数求解GDP，使得人的价值数据成为一种真正的数字资产，进一步结合区块链技术生成数字货币，这种数字货币不仅是价值尺度，而且能够创造价值。一旦实现这个目标，货币与货币政策就实现了真正的飞跃。
区块链技术“通证经济”
世界经济从商品经济转向数字经济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传统的会计管理价值的模型转向区块链管理价值。经济体发生裂变，股份制经济转向通证制经济。区块链赋予每个人分布式账户，用以管理和核算人的价值，从而实现经济制度的民主化。股票是一种以股权为分配红利的凭证，但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每个人的数据具有价值，参与分配，就出现了以人的价值凭证-通证（token），它是人的价值凭证，用区块链核算。
邹平座认为，这个转变改变了人类的分配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有参与分配的权利。每个人的大数据是科学计量的，本质上反映一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通证经济将使人类社会的文明前进一大步，充分发现人的价值，更好管理人的价值，更多创造人的价值。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一基于个人价值的自由权利，不再有剥削和不平等。
这个过程通过瓦尔拉斯均衡与超级账户，发现准确的消费数据和投资数据，最终求解准确的GDP。因为货币就是价值的本身，创造了货币就创造了价值。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具有在全球创造价值并占有别国人价值的手段，世界经济面临被美国再一次占有并垄断的可能。
每个人都有时间价值，并且每个人拥有管理个人价值的区块链分布式账户，每个人可以对自己的未来的时间使用权进行交易，并且在区块链帐户中取得收入。资本收入作为过去的人的时间价值也是可以折算为人的时间价值，就是说人的劳动价值与资本价值参与生产过程可以创造新的价值，这个价值作为一种通证（人的价值凭证）可以交易，进入市场以后，通过企业价值链与商品价值链最终形成国民收入即GDP。所以，通证经济将非常重要，它是未来市场最重要的目标工具。因为有了它及其市场交易，就发现了货币政策所需要的数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数据产生的过程是一个创造价值的微观市场化过程，而且通证可以转化为一种货币发行机制，这种货币完全由市场运动客观实现和发现的。货币就是人的价值，就是通证。
支出法计量的宏观经济数据与收入法计算的大数据是可以相互验证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是动态的。邹平座指出，对于中国来讲，这种模型的运用将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较快提高中国人的人均价值，如果中国人的人均价值等于美国的话，中国的GDP将是美国的3-4倍。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变革，一种划时代的变革。
中国面临三大特殊风险
那么，中国的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何去何从？对此，邹平座指出，应该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他们创造全球最优的营商环境和货币环境；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动态的、精准的、宏观与微观协同的市场化机制，实现货币的价值创造功能，使中国人均价值赶上美国；第三步是创新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体系，逐步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目标，建立现代化科学化的货币治理体系。
2020年，中国的经济金融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从年初开始，新冠病毒袭击全球，欧美股市剧裂波动，美国股市更是出现了一个月内多次融断的奇观，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危机。美国为了应对危机，祭出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降低到0，同时推出5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等政策。
这一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中国面临的几个特殊风险。首先，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美元是世界货币，在零利率的驱动下，美国大量的货币投放势必漫向全球，收购全球低价优质资产，全球资源迅速向美国及其跨国公司聚合。从而短期内极大增加美元的物质基础，形成新的美元优势。相对而言，中国失去竞争优势，甚至是货币金融领域遭遇美国的长期碾压。如果此时，美联储与脸书合作推出以扩张以后的美元为基础的数字货币，而且这种数字货币具有跨境支付功能，那么，这种金融侵略将是致命的。
其次，美国加大对于中国的金融和货币冲击的可能性再结合上述“货币异变式攻击”，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必定受阻，甚至可能丧失几十年的外向型经济成果。美元和美国控制的全球金融体系，无论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力，都是经济灾难。中国必须在贸易结算、货币制度、数字货币方面防范于未然，不能抱着任何侥幸心理。
再次，中国国内风险仍然较大，存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人民币的价值与价格、房价与人民真实收入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三大断崖”。由于金融对外开放的推进，金融风险敞口加大。经济金融发展面临制度、结构等诸多瓶颈，难度从未有过。
邹平座认为，尽管中国经济金融的改革与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也具有很多优势，有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所以，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而言，要始终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科学谨慎地推动金融对外开放，步步为营地筑牢金融与货币的防火墙。
“信用货币”转为“价值货币”
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充分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唯一目标。一旦实现了真正的充分就业，其他目标就能够实现。中国有14亿多人口，只要中国14亿人的价值提高了，就不惧怕任何外来的冲击。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打造全球最优的货币金融环境。
邹平座指出，中国目前的充分就业空间巨大，经济发展具有严重的“发展不充分”问题，特别是要关注科技革命引起的人的价值函数的变化。这个问题需要货币政策领域从理论和技术上深入研究。以往把货币政策盯住GDP、M2/GDP等做法实际上造成了巨大的“理论惯性陷阱损失”。这个问题一直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巨大的红利，甚至科技革命还能为中国带来比过去30多年还大的制度红利。实际生活中，我们也深刻体会到实现充分就业的空间巨大，我们每个人实际产生的价值距离应有的价值甚远，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在于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
由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如果调整到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为标准的充分就业上来，使就业既有数量上的充分性又有质量上的充分性。
他认为，我国还应逐步建立动态的、精准的、宏观与微观协同的市场化机制，实现货币的价值创造功能，使中国人均价值赶上美国。未来中央银行的改革将从“信用货币时代”转变到“价值货币时代”。从中央银行产生的那个时候起，它就承担了创造货币的任务，但是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通货膨胀，所以中央银行既要制造通货膨胀，又要反通货膨胀。我们对一个好的中央银行的评价标准是：它既创造了更多的货币又没有产生通货膨胀。这个过程会表明中央银行创造了就业，所以创造了人的价值，或者是向国外输入了价值。
美联储在增发大量货币的同时美元指数仍呈上升状态，表明美国央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中央银行，因为它成功地为美国输入巨量的价值，是对全世界的“抽血机器”。必须认知和揭穿美国货币制度的这种剥削性。中国因为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特别是市场和金融的血脉还不是很畅通，美国的“吸血模式”还不成熟，所以，美国还是对中国进行各方面的经济制裁与打压。所以，中国的崛起不能依靠美国与现有的世界货币秩序。在现有的货币制度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了风险。中国必须立足国内，下大力气提升人民币的价值。
邹平座建议，中央银行可以向国内达标的高水平信息技术公司、大数据公司（如阿里、腾讯、百度、小米、中科曙光、全金链、平安一账通等）购买服务。企业化、市场化、微观化的信息系统与运营系统的建设，将为中央银行建立一个高度灵敏的“中央大脑”，这个中央大脑能够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造价值，动态化地调控金融，真正提高金融效率，能够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特别是能够精准测量国际特别是美国的金融风险输入。
更加重要的是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转变成一个创造价值的过程。通过货币政策提高每个中国人的价值，不断提高人的就业数量和质量，创新体制机制，使中国人的平均价值在5年时间左右赶上美国，那么中国的GDP将是美国的3到4倍。
应适时创新货币制度
邹平座认为，创新货币制度，大力发展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数字货币，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将为中国甚至是人类作出重要贡献。沿着科学价值论方向研究的货币制度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数字货币传导机制是一种价值创造的市场过程。目前各国中央银行推出的数字货币都没有这种功能，主要原因是对价值规律、货币规律和经济增长规律缺少正确而深远的认知。
人的价值管理产业将来可能是最赚钱的产业，特别是在人民币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5-10年将出现以区块链为基础技术的“价值产业”，这个产业是由科技革命引起的价值函数的变化引起的，并且通过数字经济和通证经济，推动中国转向人类的第三次文明-科学社会，引发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将可能成为全球的标杆。
这种货币制度的传导机制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用区块链的超级账户定义每个人的价值，并且生成每个人的价值大数据，这种大数据与每个人的收入函数大数据和支出函数大数据相互映证，并且通过市场生成每个人的通证。人的价值的通证，就是数字货币。第二，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拓展到市场中形成交易过程，每个人可以在市场上买出自己的时间使用权，简称“时权”，这种时权也是一种附加个人与时间印戳的区块链通证。第三，用“区块链+人的价值”创新数字货币，使货币成为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的工具，使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与货币一体化，并且增加了货币的创造价值功能，并且从根本上消除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4）实施严格而科学的准入制度和监管制度，防范与化解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与危机。
这种货币制度从机制上否定了美元为基础的现有的信用货币体系，使得全球免受美元霸权和抽血。由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推广至全球，将对中华民族崛起产生关键性作用，并对人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邹平座总结说，新的货币制度传导机制与中国现有的货币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是高度相容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可行的。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实质是实现人的财富自由、精神自由和生命自由，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以化解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