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留在原地。”这句电影中的台词，放在广州身上同样适用。
今年上半年，广州GDP10968.29亿元，同比下降2.7%。同期重庆GDP11209.83亿元，同比增长0.8%。
这意味着，重庆超越广州，跃居全国经济第四城。
这不算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早在2019年，重庆GDP猛增6.3%至23605.77亿元，与广州（23628.6亿元）的差距仅23亿元。
在不少学者看来，重庆GDP超过广州，短期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属于恢复性增长。中山大学岭南经济学院教授林江告诉记者，这是疫情的特殊情况所致，不一定可以用半年的数据来推测全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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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广州掉出一线城市的声音不绝于耳。2017年深圳GDP后来居上，完成对广州的超越，同一时期，由于杭州在互联网上的突出表现，被认为对“错失互联网”的广州构成了新的挑战。
从北上深广、北上深杭，到如今的北上深渝，“守擂”的广州，还能坚持多久？
老对手
仔细观察广州GDP变化，不难发现经济的回血迹象。今年一季度，广州GDP同比下降6.8%；第二季度同比增长0.9%，比第一季度提高7.7个百分点。
但与“老对手”深圳对比，却仍显得有些不尽人意。今年上半年深圳GDP12634.30亿元，同比增长0.1%，成为唯一“转正”的一线城市。
△ 四大一线城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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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深圳上半年三次产业结构，其第二产业占比最高，且第二产业增加值降幅最小，仅下降2.3%。同期，广州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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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去年开始，深圳就出现了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第二产业投资增速负增长的现象，但作为一线城市中的“制造强市”，深圳工业在今年上半年基本上稳住了基本面。
其中，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分别回升12.6、11.7个百分点。
再来看广州，尽管其第二产业增加值整体同比下降，但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仍增长了1.5%。其中，汽车、医药、医疗设备仪器、计算机四大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7.1%、19.8%、94.5%与2.2倍。
所以差距从何而来？
林江认为，这与广州制造业基础有关。广州的产业结构之中相当一部分是与传统制造业，例如石化、汽车制造有关，受疫情影响较大。相对应的，深圳的新经济、新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据较大的比重，而新经济和新产业大多数与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有关，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
在城市竞争中，慢进也是倒退，疫情似乎加剧了这种分化。受广深不同的产业转型节奏影响，两市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外贸差距拉大。
根据两市发布的外贸数据，上半年，广州全市进出口总额4253.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7.6%，降幅比一季度有所扩大。其中，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7%，进口总额同比下降13.8%；
而深圳进出口总额13356.75亿元，同比仅下降0.5%，几乎回到去年同期水平，降幅较一季度收窄11.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同比下降5.9%，进口回归增长通道，同比增长6.5%。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告诉记者，广州外贸表现不如去年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一来广州前期疫情较深圳更严重，二来广交会线上举办影响了广州外贸的表现，三则与广州外贸结构有关。
“尽管广州南沙港集装箱运输在全国排名仍然靠前，但与深圳盐田港相比，散装货物更多。”彭澎分析，这意味着，高附加值、高精尖制造产品仍更倾向于从深圳出海，而广州有大量煤、油等运输更容易受疫情影响的产品。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深圳外贸快速恢复，部分得益于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增长68.9%，灯具增长21.8%。
此外，提前搭建的线上渠道在特殊情况下显现出更大的优势，上半年，深圳海关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148.5亿元，同比增长2.8倍。
新竞争
如果说一直以来，传统的产业结构限制了广州经济更快恢复，那么，与重庆相比，广州又有什么新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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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市统计局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重庆GDP为11209.83亿元，增速亦迅速回正，同比增长0.8%。其中，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407.84亿元，增长0.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191.97亿元，增长0.5%。
与深圳类似的是，重庆第二产业的快速恢复推动其反超广州。作为互联网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深圳较早完成的制造业转型为其争取到发展的时差。那么，重庆的情况又如何？
去年第四次经济普查公布了2018年各市具体的产业结构，我们可以从中大致了解广州和重庆两市制造业的转型进度。
2018年，广州市共有4个制造业行业实现营业收入超千亿，其中，汽车制造业以5631.06亿元的营收排名居首，紧随其后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营收分别为2305.05亿元、1675.25亿元和1460.11亿元。
与广州相同的是，在重庆的4个超千亿营收的制造业行业中，汽车制造业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样在册。但其排位与广州恰好颠倒——后者以4596.07亿元的营收，超过传统产业汽车制造业的4174.90亿营收额。
尽管广州优势并不在第二产业，但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表现来看，第二产业的结构或许对第三产业的回血度产生了部分影响。
另外，广州独具优势的外贸，也有被重庆赶超的可能。
今年上半年，在广州进出口总额下降至4253.6亿元的同时，重庆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756.2亿元，同比增长3.5%。
多位专家都指出，在疫情影响下，尤其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广州出口形势不乐观是意料之中，而大批原本走空运、海运的货物转到了铁路运输，一度造成中欧班列线路相继爆仓，重庆等节点城市也迎来了外贸增长的新机遇。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内陆城市“沿海化”进程正成为大势所趋。2019年，广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9995.8亿元，同比小幅增长1.9%，重庆则大增11.0%至5792.8亿元。
再定位
不少人认为，重庆与广州的换位可能只是暂时性现象——毕竟，疫情影响尚未完全结束，国内国外形势也正在发生变化。
但在彭澎看来，广州被超越也可能存在其“必然性”。他列举了三个原因：
首先，重庆GDP增速曾多年居于全国城市之首，较高的增长动能显示出重庆改变现有格局的可能性；
其次，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三峡库区扩容等政策利好，以及背后区域经济发展均衡的考量，需要重庆站上更高的位置；
再次，重庆的资源禀赋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以常住人口为例，重庆已突破3000万，而广州仅1000多万”。
但这似乎与广州自身的定位并不符合——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广州需要“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引领作用，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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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超越为广州敲响了一记警钟。正如林江所说，广州应该比其他城市更愿意开展制度创新，反过来推动城市的科技创新，从而实现广州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从广州自身来看，其优势并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林江举例，广州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完全可以推动广州传统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向内需转型，比如加大研发、金融、法律、专利、保险等投入；此外，现代服务业还能推动内循环经济，这体现在与外方进行知识产权的协商、生产流程的再造、贴近中国消费者的产品设计、营销等。
而从整个区域发展来看，广州还有待于进一步利用大湾区资源，扩大施展空间，突破资源限制。
彭澎认为，广州不妨放眼深圳。在最近半年时间内，深珠合作示范区、深惠协同发展试验区的消息先后传来，深圳创新地区协同合作模式正在不停外溢。
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广州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一个可行的做法是，让“广佛”“广清”一体化速度再加快一些。
按林江所说，传统的制造业造就了广州产业链和供应链相对完整，这些过去以出口服务为主的链条，现在在内循环经济的引导下，完全能够实现华丽转身，为拓展广州以及周边城市的内需市场服务。
具体而言，广州还需要更多面向未来、有效提振经济的大项目。
2017年，深圳GDP超越广州后，彭澎预测两市长期“反复你追我赶”的情况并没有实现，一个原因是，前期广州计划引进的富士康、思科等项目最终未能落地，使两市排名愈加固化。
“广州可以抓住一些新的苗头，近几年，互联网集聚区、国际金融城等平台逐渐成型，最重要的是让新型产业的头部企业和总部企业迅速入驻。同时，还要培育广州的民营企业世界500强，在这方面与深圳相比还差很多，广州需要做更多努力。”彭澎指出。